中国仍然需要“五四精神”

似乎形成了惯例，每到“五四运动”纪念日，都会产生很多相关话题。时间和角度不同，人们对其诠释也不同，比如在纪念“五四”90周年之际，有政论家批评“五四”破坏宪政，有法学家称学生火烧赵家楼违法，有学者指责“新文化运动”阻断了传统文化延续等等。好在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并不认真，明白有人翻旧账大多是为了古为今用，至于“五四”最终是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，还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基，只要站在自己的角度，完全可以信口去说。

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事件，“五四”能一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焦点，本身就很耐人寻味。尤其是以反帝国主义开始，最终演绎成为一场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其中涉及国家体制走向和社会文化变迁，人们直接或间接评述这段历史都在情理之中。只是当越来越多的人用单一的心态解读它时，本来以“爱国运动”著称的“五四”就变得千疮百孔，甚至一无是处，其精神内核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也随之渐行渐远了。

事实上，90年前的那个5月4日，学生游行、火烧赵家楼等行动和文化没有任何关系，即使没有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学生上街游行也是必然。原因是“巴黎和会”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推到了被瓜分的边缘，在经历了甲午惨败、庚子赔款后，唯“洋务”马首是瞻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终于知道了自己是一厢情愿，虽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已经被推翻，却没让中国人看到苦难的边缘。一个国家没有一套可行的治国方略，知识分子没有精神寄托，普罗大众没有是非观念，一切善恶都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，国粹派、洋务派、宪政派、军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致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绝望时期。

平心而论，一群学生游行本不足以开启一个新时代，写血书也罢，烧房子也罢，也仅是个小范围的学潮。关键是北洋政府的镇压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不满，社会舆论一边倒，使赵家楼的一把火升腾为反帝、反封建、反独裁的熊熊大火。在很长一个时期，这把火在中国被视为革命的象征，无论北伐战争还是苏维埃政权建立都具有导航意义。所以，“五四”被中国人定义为一种精神，这种精神就是用民主反专制，用启蒙反传统，并一直占据着中国民族主义和政治道德的制高点。

一般说来，人们纪念什么，说明被纪念对象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意义。就目前而言，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创新之路仍然处于探索时期，尽管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，当年的勇士和先驱们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无答案。在这样的探索和实践中，有肯定和否定都很正常。但不管怎么说，“五四”的确培养了一大批有抱负的人物，这些人广泛散落在社会各个阶层，既有李大钊那样的优秀学者，也有汪精卫那样的变节分子，还有康有为那样的尊孔复辟者。

这就是“五四”。各色人等都可以标举其大旗，在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的口号下践行自己一套理论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“五四”才是个永远争议的话题，而越是争议，就越说明社会本身的复杂性，由此反衬出“五四”在今天存在的价值——它有时像一面镜子，折射出的影像足以使人明辨是非，让许多现代版的李大钊、汪精卫、康有为形象越来越清晰。

站在某种利益角度看自己的历史，往往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。英国学者米德在所著的《痛苦的革命》一书中认为，“五四运动”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，而在于它影响了此后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。这一论述很客观，比起中国某些学者的高论更经得起推敲，理由是那时候倡导的“德先生”（民主）和“赛先生”（科学）并未过时，在整个20世纪都是以此为基点，为中国铺就了一条理想之路。

这里说“理想”，是因为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，还没有到触手可及的程度，不但封建的“官本位”阴魂没有散尽，科学的要义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依然微不足道。学术界的抄袭剽窃、官场上的视众生如草芥等现象可忽略不计，有多少人能以科学眼光去分析，为什么几代人为公平奋斗还有那么大的贫富差别？有多少人能以科学心态去思考，为什么时过近百年“五四”先驱的声音还那么振聋发聩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没有发现这些问题，是“赛先生”还没有在中国扎根，有人发现了不说，是“德先生”还不能在中国大行其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