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助纣为虐”与“助孔为虐”

中国有个极奇怪的现象，人们对目下某些大是大非往往避而不谈，对风花雪月、中史外政却兴趣怏然。比如，近期国务院发布的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（2009～2010年）》，其纲领性内涵令世界为之侧目，国内舆论却应者寥寥；同期央视《百家讲坛》解读《三字经》时，顺便提及把商纣王冠以“暴君”是最悠久的“冤案”，一时间骂声如潮，各色舆论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，展开了另一场“讨商伐纣”之战。

学者钱文忠可能没有料到，自己“小心求证”的结果与大众心理格格不入，更没想到，几句“己见”再次点燃了舆论炮轰学者的引线。正如对“王羡鬼”、“余含泪”、“孙神经”一样，几千年积压的对专制暴政的不满，构成了网络的“主旋律”，一股脑宣泄在钱文忠头上。人们不能容忍学者为史上最“荒淫无道”的昏君翻案，大概是不能接受推翻一个影响久远的历史性定论。虽然以辩证心态科学地看待历史无可非议，但中国历史已把纣王设定成了正义的对立面，这种“文化偏执”因感性而遵循常识规则，任凭怎样也百口莫辩。

对中国历史有一定认知度的人都明白，纣王的罪名是古人累加或虚构的，基本来源是周朝的政治宣传，因为周王朝需要纣王是“暴君”，以此作为“伐纣”的理由，进而证实自己政权的合法性。这种做法当时可能属于文化创新，现在看来只是政治上的小儿科，汉灭秦、唐灭隋、元灭宋，都是打着这样的杏黄大旗笼络人心，然后把败者定为“寇”，自己合理称王，之后腐化堕落再而沦为“寇”……周而复始，记忆固化成了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。

实际上，关于商纣的典故大多是文学层面的，哲、史学家对周朝妖魔化纣王一直持怀疑态度。先秦诸子之一的杨朱先生曾愤然于“天下之美归于尧舜，天下之恶归于桀纣”，《论语》也记述过子贡的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”。先哲的质疑当然不是学术不端，他们推崇周礼并不迷信周王，这应该正是他们之所以被后世誉为圣贤的原因。其实，从现有的史籍看，“酒池肉林”未必是帝王奢侈的极致，“恶贯满盈”只是姬昌夸大其词，而妲己更是后人对纣王进行人身攻击填补上去的，她的原型出自于西汉末年的《列女传》。

都说“以史为鉴”，岂知历史折射的镜像也不都真实。再以纣王为例，能征惯战的一面之词可能是骁勇彪悍，也可能是暴戾凶残。世上本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，也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，关键是后人站在哪个角度去评判。不过，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先天缺少立体思辨，纣王被人们定格在“坏”的靶心上，即使在冶金、锻造和文字方面“功不可没”（郭沫若语），也一无是处。相反，周孔则被视为礼贤化身，他们歪曲历史、教化愚民，早已演化成了专制者的工具，在有些人心中却依然完美无缺并继承弘扬——这难说不是“助孔为虐”。

有消息称，正在紧锣密鼓拍摄中的电影《孔子》，因情节涉及“三角恋”而遭到了中国儒教网联同海内外孔氏宗亲、儒教社团、儒学研究机构等40多个组织的抵制，他们向《孔子》剧组发出《公开函》，呼吁“须尊重历史，宜敬畏圣人”，并强调孔子的“圣人”形象不可亵渎。他们不允许心中的圣人有任何瑕疵，这是值得玩味的事情，因为单一站着文化角度看，“至圣至尊”的孔子和“荒淫残暴”的纣王一样，都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，如果周孔是红花，桀纣便是绿叶，其存在的价值无非是互相映衬和对比。

众所周知，人类文明的发展要求人们不断创新，创新则意味着探索和发现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注定了整个社会将产生“去圣”倾向。与之相对应，纣王从固有的“十恶不赦”历史牢笼中被放出，也同样也应当被看作正常现象。就是说，为纣王“翻案”，实际上和客观审视“圣人”没有本质不同，人们能不能接受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真实反映。

当然，中国一些学术精英依仗“话语权”强势，热衷于名利，沦落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。更有甚者打着学术的旗号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，他们诱骗、误导公众，“王羡鬼”、“余含泪”、“孙神经”等都是这一形态的派生品。人们不相信学者能正解历史，说明了中国社会对学者产生了严重信任危机。遗憾的是，这些知识精英个体道德的贬值，社会文化品质也随之降低，当学术不再是探求真知的代名词，善与恶、丑与美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