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人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的“血案”尚未平息，云南普洱市又发生一起警民暴力冲突血案。据《云南日报》7月20日报道，孟连县公信乡、勐马镇部分胶农因利益纠纷与当地橡胶企业发生冲突，当地公安民警依法传唤在冲突中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时，遭到当地部分村民暴力围攻，致使多名民警受伤、多辆警车被砸。公安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，导致多名村民受伤，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。

这是继“瓮安事件”、“府谷事件”、“惠州事件”之后的又一起群体性冲突事件，尽管目前当地的事态已稳定，人们也有理由相信会得到妥善处置，但在短短一个月内群体性事件如此密集发生，还是令人有些惶惑不安。连续一个月来，大众传媒对此评述应有尽有，反思、总结、建言的文章在网上随处可见，不知为什么，就是在这样的一连串的痛定思痛中，类似事件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有“群体性”爆发的征兆。

关于这些事件的“类似”之处和起因不用细说，在每次“稳定群众的情绪，听取群众的诉求”的“重要指示”背后，都可以感受到隐藏着多么突出的社会矛盾。正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：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，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，一些干部作风粗暴、工作方法简单，甚至随意动用警力……群众意见很大，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，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。

应该说，这句话比较公正，放在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中都恰如其分，不过，倘若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，就有以偏盖全之虞了。

成为全国普遍社会现象

从贵州、陕西、云南到广东、上海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，具有极强的普遍性。如果把问题归结到“一些人”身上，这样的“工作方法”同样是“简单”。

一方面，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，就必须认可那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，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，其诉求不过是为了生存。就算有人借机煽动，民众的情绪有如此低的燃点，是不是说明当地的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到了极限？另一方面，一个月之内5个省市连续发生类似事件，如果石宗源先生说的令人信服，那么“群众意见很大”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，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。

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，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转型时期，在经济建设中每个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，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。还有一种论调认为，对刁民要硬气。在这些人眼里，群体事件的背后都有黑势力策划和操纵，不锄之不足以显示国